想了想，还是决定要趁着记忆清晰，把我在山上的采访实录，用流水账的形式记下来。

2020年5月30日，入夏以来第一次上山。

天气闷热，在山脚已经汗如雨下，又在山腰遇见暴雨。

衣服已经被汗浸透，仍撑着伞拍了一些照片。

途中在山间溪流处遇见四个中年男人席地而坐，以清泉泡茶聊天。走近了看，其中一人剥花生伴茶，花生壳却随意掷于溪流间。

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四个，悻悻离开，走我自己的路。

这山大约爬了一个半小时，蚊虫和蛛网作伴。

过了山隘，在一个很好机位拍了一段延时摄影。然后便径直到了“停上岗村”，我准备采访的人家就住在这里。

村子在登山时所要经过的路上，今年年初爬山时路过，遇到二位老人，为他们拍过照，此行出发前，我特意将之前拍的照片洗了出来，赠给他们留作纪念。

可当我向二位老人表明采访意图，却是说什么都不同意。老人思想比较保守，很不愿意面对镜头。我磨破嘴皮子也没能说动。照片里的小女孩叫刘心铃，今年八岁，爸爸在广州，妈妈在泉州，她和爷爷奶奶一同生活在这山里，而下个开学季便要搬去城里住在伯伯家，念小学一年级。

女孩看我的态度诚恳，也开始帮我说服她的爷爷奶奶，可是无济于事。

老人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天色渐晚，再不下山，将徒增风险。

我为自己打扰到他们道了歉，便告辞了。

回到山隘，有一位靠养殖贩卖土鸡土鸭为生的大叔居住在此。

我丢了采访对象，心情颇为郁闷，见到大叔，又有了希望。试探性地问了问大叔，大叔欣然同意，留了电话，下次再来。

失而复得，好不快意。

赶在夜幕四合之前下了山，小腿疼了几天。

6月2日，一大早，我便启程上山。

一路无话，蚊虫和蛛网。

先到了大叔的屋子，但时间还早，我决定再去停上岗村看一看。

又到了女孩的家里，爷爷上山去了，只奶奶和女孩在家，我再问奶奶可不可以采访，她还是不同意。

我也不再多问，便向她告辞了。

在停上岗村的别处看看，没多远，看见有一个中年男人走在道路中间，腿并不瘸，但是步伐却非常缓慢谨慎。

我上去和他说话，才知道他的眼睛不好。

问他住在哪，他转过身指了指不远处那一幢低矮的平房。

两个老人，从平房窄窄的门里走出来。他们是这个中年人的父亲母亲。

“我可以采访你们吗？”

没有拒绝和同意，他们已经开始向我述说他们的生活。

搬来椅子，请他们坐下，我用三脚架架起了相机。

我的第一次采访，他们的第一次被采访。

就这么开始了。

（李郑灿，53岁，患有眼疾，看不清东西）

（李母，72岁，在自家未修缮好的平房前）

我才20岁出头，可我却从他们眼中看见了因为我拿着沉重而专业的设备而增加的一种无关年龄的尊重。

李郑灿一家三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两位老人上了年纪，李父76岁，李母72岁，身体都不好。已经不能上山种地或再谋营生。

李郑灿现年53岁，患有先天性眼疾，小学读到一年级便因为眼睛看不清而终止了学业，至今没有结婚。

两年前政府开展扶贫工作将他们建档为贫困户，现下，就靠政府每个月发的一千两百块钱勉强度日。

一家人早年也曾在山下的宁德城关生活打拼，最后依然因为讨不到生活，而回到了这山中的老家。旧房破败不堪，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邻居借给他们的一间小房间里。

后来四处借了钱，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对旧屋进行重建，铺好地基、竖起房体、墙壁、盖了屋顶。到这，钱就没有了，房子灰泥红砖，墙壁还没有刷上水泥和油漆。

（屋内）

短暂的采访结束，他们留我吃饭。

“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客气，一定要留下来吃饭。”

我欣然点头答应。

不知道为什么，我天生和这些皮肤黝黑面带尘土的人民走的亲近。

这一家人吃饭，也是借邻居的饭堂。

在餐桌上，我依然和他们聊着生活状况。

一千两百元的补助金虽并不够三个人花，但已经较从前好了很多。李郑灿去年眼疾加重，无法看清东西。

送去医院做了手术，政府全额报销医疗费用。

“感谢共产党和国家……”李父说。

逢年过节，村委会会送一些大米和油盐来慰问。

他们让我不要拘束，多吃一些。说实话，农家饭我确实有些吃不习惯，菜里加了很多盐，很咸。或许做饭的时候也就只有那一个目的——下饭。

我想起我的大舅，在这许多年来常常在饭桌上都要和我这样的后辈提起的，他们兄弟姐妹年轻时候的苦日子。

外婆生了四个孩子，大舅、我母亲、姨姨和小舅。

那时候穷，大家都穷。家里买不起肉，买不起菜。

福建沿海贫苦人家里就都有一道菜——盐煮海蛏。把海蛏洗净，加许多盐腌制，再加汤煮熟。

兄弟姐妹们围着饭桌坐好，一人盛一碗白米饭，然后外婆给每个孩子的碗里分上三四个盐海蛏。

孩子吸一口海蛏壳中带着的鲜咸的盐水，再扒拉一大口白米饭。如此反复，就是一顿饭了。

这一顿饭，我吃的不多。当我身临其境，着实会担心，我多夹一点菜，都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一碗苦笋汤摆在饭桌上，碗里边，分明是生活的清苦。

吃完饭，休息了一会，我找村里别处的中年人用微信换了五十元现金。

回去收拾好东西，把钱很快地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便马上往门外逃跑。

大爷手里攥着钱从屋里追出来，我不敢跑快，只告诉大爷不要追。

大爷两只手都举在面前，一边攥着钱，一边在对我招手，嘴里在含糊不清在说什么，我听不明了，好像在说，让我别走远。

这不是受人财物还在欲拒还迎的做作。

大爷一直追我到村口，直到自己真正追不上我，才终于伫在坡上，叮嘱我，要我行路小心。

离开了停上岗村，我又回到了山隘。大叔也已经吃过饭，我休息了一会，洗了把脸。

大叔为我泡了一杯粗茶。

简单聊了一会，采访就开始了。

大叔名叫陈得禄，现年66岁。

父亲早早在他6岁时就已过世，从没有读过书。66年就都生活在这间屋子，没有结婚。

政府划他为五保户（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提供每个月900多块钱补贴。

“共产党现在给我五保户，也有900多块钱给我领，现在还不错。”

平常他养土鸡养土鸭，偶有登山的旅客会买上一只，以此改善生活。但已经很长时间都卖不出一只。

问他独自一人在这山中生活这么多年，是否寂寞？

答曰：“早就习惯。”

又说：“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不要活太久，太久就会累了。”

老人患有严重胃病，从前还有肺积水。

而采访过程中，他烟不离手。

问他可知新冠疫情，说知道，但是没有任何影响。

其实是有的，疫情导致上山游客减少，也让大家的心态对野味，包括土鸡土鸭都有了戒备。

所以即便是在这山上，疫情的影响力也依然是有的。

采访结束，我要跟他买一只土鸡。

大叔从圈里把鸡捉来，称过重量，49两，130块。随后磨刀放血，烫水拔毛。

他蹲在那，一根一根拔得很仔细也很干净。

鸡杀完了，装进袋子里。才知道他没有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我也没有现金。

他把袋子递给我，说：“下次上山再给吧。”

我很高兴自己可以获得他这样的信任。

把杯子里的粗茶一饮而尽，我便向他告辞，下山了。

年少时，我便常常来爬这山，我那时或许只是深陷在失恋的痛苦和少年的惆怅中。我来这山里，是为了寻找某种静默和孤独。

往后却不再是了，我和这座山之间已建立了某种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我并不明了。